【一线讲述】
三位文物修复师讲述指尖技艺与心底热爱——
匠心守瑰宝 妙手护文脉
编者按
莫高窟历尽沧桑的壁画前，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……千千万万的文脉守护者，悉心呵护着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瑰宝。默默无闻、甘于寂寞，却用巧手和慧眼、匠心和热忱，让无数破损残缺的文物重获新生，他们，就是以文物修复师为主体的文物技能人才。近年来，中华全国总工会积极选树文物技能人才的典型代表，褒扬工匠情怀、厚植工匠文化，让更多文物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发挥示范带动作用。让我们走近三位文物修复师，在他们的故事里感受指尖技艺和心底热爱。我们还邀请青年文物工作者共话收获、展望未来。
文物碎片“拼凑”文明脉络
讲述人：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室主任郭汉中
1984年，年仅16岁的我，被引入了文物修复的大门。从业40多年来，我大概修复了6000余件文物。看到这个数字，很多人可能觉得文物修复没那么难。
其实不然。要知道，每件文物出土时都不是现在博物馆里陈列的样子。比如有的断成了好几部分，甚至部分严重氧化；有的碎成了好几百块，根本看不出它原来的样子。通俗一点说，文物修复就好比拼图，我们要仔细在每一块碎片上寻找线索，并且严格按照原始痕迹把碎片拼接起来。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法都不尽相同，没有定式。
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出的青铜鸟足神像局部。新华社发
在三星堆博物馆，大家可以看到一株高度将近400厘米的青铜神树，铜树底座构拟出三山相连的“神山”意象；树分三层，每层三枝，共九枝；树侧有一条铜龙缘树逶迤而下。整件文物看起来恢宏大气、精美绝伦。谁能想到它出土时是各种各样的残件。
那时，我和师父杨晓邬先生并不知道这些残件最终能够还原成什么样子。于是，我们一点点摸索，先把这些残件分好类，找出结构最简单的碎片，再梳理碎片间的关系。随着日复一日地拼接，我们眼前渐渐浮现出了一棵神树的形象。这仅仅是开始，之后还需要找办法将它还原成当初的样子。我们在传统的锡焊法之外又研发了铆接、浇铸等方法。我们前后花了5年时间，终于让这株神树恢复了往日风采。
这些年，文物修复领域的变化让我感触很深。过去，我们可谓是一穷二白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文物修复可以借助更多“黑科技”：给文物拍X光、照CT，用三维扫描获取精确数据，使用3D打印技术制作仿品等，再配合上传统的文物修复工艺，能够极大地提高文物修复的精细程度和安全性。
我国是文物大国，文物数量大、种类多。做好文物保护修复工作，需要一支强有力的专业化人才队伍支撑。进入新时代以来，国家越来越重视相关人才队伍建设，加入我们这个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。我还成立了文物修复技能大师工作室，希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倾囊相授，培养出更多年轻的考古工作者。现如今，我的团队已经有十多个人，有不少是90后甚至是95后。
当前，随着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野外工作的全面结束，我们已经把新祭祀坑出土文物的室内整理、保护和修复作为今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大概有上万件文物在等待着我们修复，需要一代代人接力下去。为此，我常常和年轻人讲，做文物修复，就是要学会和文物“交流”。只有不断地钻研，才能让更多文物活起来，向全世界彰显我们的文化底蕴。
看着一件件曾经带着土屑的残片重放光彩，在自己的手里变成了一件件完整的头像、面具、铜尊，我感到十分自豪。用一辈子干好文物修复这一件事，真值。
【青春之声】
三星堆博物馆郭汉中文物修复与保护团队成员杨平：2012年，我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三星堆博物馆，加入了郭汉中老师的文物修复团队。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不一样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，都需要我们用心修复和保护。郭老师常常告诫我们，修文物要“因物而异”，要耐心、细致地聆听它想告诉你的信息。今后，我会努力把自己的手艺练得更好，传承好前辈们的工匠精神。
当好壁画医生
讲述人：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樊再轩
1981年，我来到敦煌莫高窟从事壁画修复工作。40多年里，我只做了一件事——让莫高窟的各类病害壁画能够再放光彩。
我的生活很简单：现场考察、研究技术、修复壁画，日复一日。身边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日子有点枯燥，我却乐在其中。
甘肃敦煌莫高窟窟区。新华社发
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亲手修复壁画的情景。尽管之前做了很多准备，可拿起工具的那一刻，手却一直抖。自己面对的可是珍贵的文物，一旦损坏，就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。以修复病害壁画为例，我们要秉持“最小干预”的原则。开始修复时，我们首先要找出病因。比如，如果是颜料层发生病害，可能会产生鳞片状的起翘，那就需要注射黏结剂，把颜料层均匀并平整地贴回去；如果是壁画的泥层和后面的支撑体之间有了空隙，我们就要筛选出比较好的灌浆材料，注射进空鼓的部位，使壁画变得稳定。
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，叫作“酥碱”，有着壁画“癌症”之称。当时我们注意到，有些已经修复好的壁画经过几年时间又会出现新的问题。为此，我们做了成千上万次模拟实验，最终发现，壁画地仗（壁画泥层）中含有大量可溶盐，当空气湿度增加时，可溶盐会潮解；当空气干燥时，可溶盐失去水分又会变成白色的结晶小颗粒。就这样结晶、潮解、再结晶、再潮解……反反复复，导致壁画脱落。
找到了“罪魁祸首”，我们便着手把盐分从泥层中脱离出来。那段时间里，各种实验材料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历时7年，尝试了近百种配方，我们终于研发出“灌浆脱盐”技术，有效降低了石窟中的盐分，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。
很多人管我们叫壁画医生，这个称呼倒是很贴切。就像医生一样，我们为文物“望闻问切”，并为它们量身定制开“处方”。
党和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，文物保护已从头疼医头、脚疼医脚式的抢救性保护进入了科技保护和预防性保护的新阶段。如今在敦煌研究院，我们也开始设置各种监测手段，对可能导致病害发生、加速的原因及其发生的过程、速率、后果等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和预警，为莫高窟等石窟的保护研究、旅游开放和科学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服务。
如今，“坚守大漠、甘于奉献、勇于担当、开拓进取”的莫高精神正代代传承。我们新一代莫高窟人，还将继续坚守在这里，守护千年文脉的根和魂。
【青春之声】
敦煌研究院樊再轩文物修复与保护团队成员戴川：刚开始工作时，我觉得文物修复与保护就是哪儿坏修哪儿。干得久了，越发觉得文物只有得到规范性、科学性的保护，才有利于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有一次，我们发现莫高窟某洞窟的壁画存在空鼓、起甲、酥碱、灰尘覆盖等病害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必须即刻进行修复。樊再轩老师却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，首先需要判断其是否为活动性病害，再决定是否对文物本体进行干预。这让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对待文物修复要时刻保持谨慎的态度和敬畏之心。
毕生守护 重现文物真容
讲述人：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名誉主任吴顺清
我今年已经75岁了，和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在我心中，每一件文物都有独特的价值。绘画、建筑、陶瓷、雕刻……它们身上，都有着浓厚的历史韵味，让人着迷。
还记得毕业后刚分配到荆州博物馆时，我心里担忧极了。我所学的专业和文物修复与保护完全不沾边，只能硬着头皮来报道。没想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热情地欢迎我。大家都说，不用担心，这里一定有你的用武之地。
慢慢地，我放下了心中的忐忑。有一天，老师告诉了我一件事：考古界有一个说法，叫“干千年，湿万年，不干不湿只半年”。原来，南方地区出土的竹木漆器类文物，由于地下水位比较高，出土后的含水率会非常高，大部分在300%至700%之间，有的甚至高达1500%。如何维持这些文物的形状？最简单的做法是仿照它原来的赋存环境，浸泡在水里。
然而，这只能算是权宜之计。我们要研究这些文物，不能总是把它们泡在水里，怎样解决这个问题？老师笑着告诉我，这是一项挑战，比如脱水技术问题涉及化学、材料等领域，文物修复问题涉及考古、历史、工艺、艺术等领域，完成这项挑战，需要多个学科来协同研究。就这样，我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了，开始静下心来学习知识和技术。
开始搞研究的时候很艰苦。受制于经费，我进博物馆建设的第一个实验室几乎就是个“空壳子”，很多仪器设备、常用试剂等都来自我大学老师的赞助。后来，馆里挤出经费用来购买化学试剂，我便常常自己拖着板车到离单位约20里远的仓库提货。
为了解决难题，我联合一些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，组建了一支专业团队，团队成员各司其职。比如，解决出土竹木简牍方面的问题，我们联合武汉大学、清华大学等单位团队共同研究。在解决饱水漆器病害问题上，有湖北省博物馆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武汉大学、中国林科院等单位参与。在解决漆器修复问题时，不仅有专攻各个时期漆器的专家参与指导，还有具备美术功底的专业人员来实施修复工作。历时十多年，我们终于研发出能够解决高饱水病害的工艺。
目前，用这项技术处理的文物占全国已经保护处理此类文物总量的70%。同时，我们针对出土的早期丝织品保护的难题，创新性地提出了生物化学技术应用于糟朽丝织品保护的新思路，并开展了初步探索研究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
退休之后，我依然奋战在文物修复一线，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文物的真容。
【青春之声】
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吴顺清文物修复与保护团队成员赵阳：2022年8月，贵州坟坝顶考古现场发现了木漆器，当地联系我们寻求帮助。我带着几名同事奔赴考古现场，利用中心研发的木漆器现场加固和提取技术，成功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发掘和保护。能在关键时刻挽救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我们觉得既兴奋又骄傲。作为一名年轻的文物工作者，我将学习老一辈专家甘于吃苦、乐于奉献的精神，将前沿的科学技术应用于文物保护事业，推动我国文物保护技术向前发展。
文物修复师在修复一件战国兽形酒具盒。新华社发
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研究院壁画文物修复室，工作人员在进行壁画修复。新华社发
（项目团队：光明日报记者任欢、张胜）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4年02月02日07版）
